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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有效产业政策的条件:张维迎所持的“有限政府论”才是九阳真

编辑:凯恩/2018-11-23 13:16

  原标题:锻造有效产业政策的条件:张维迎所持的“有限政府论”才是腾讯分分彩官网|产业政策十日谈

  奥尔森的“市场增强型政府”,青木昌彦的“市场增进型政府”,必须在经济学中找到了新的理论基础。这意味着,政府干预是否必要并不是真的问题,真的问题在于政府干预能否以顺应甚至强化市场机制而不是破坏、扭曲甚至取代市场机制的方式来进行。

  由林毅夫和张维迎激发的产业政策之争,在经济学家的圈子中依然如火如荼。作为政治学者,小可跨界经济学江湖,已经挥刀持剑乱舞了八天。小可所仗,自然不是屠龙刀,也并非倚天剑,而只是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中的若干种兵器。

  可是,江湖看官们总嫌热闹不够大。各类学科的兵器谱仅仅摆谱是不够的,还应该与经济学侠客们稍微切磋一下。既然手持刀剑,就不应该仅限于大掉秘籍书袋,也不应该对空比划,而应好歹下场比试。小可只好献丑孤独九式,恳请经济学界的各路侠客们承让。

  第一式,产业政策废除论是可以废除的。一方面,除非认可无政府主义,否则产业政策废除论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切实际的,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发展中世界,也适用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产业政策必要论有一定的理据,而且其必要性,并不限于模仿型产业,也适用于创新性创业。政府断不能慧眼识珠,于泯泯众生中挑出创新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应该制定政策,鼓励产业创新。

  第二式,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的有限政府职能论,值得高度重视,尤其是在中国,这一见识依然是空谷足音。小可在十日谈前两日的剑气,在不少看官眼里,貌似刺向张维迎教授,甚至有看官误以为小可投身于政府主导派阵营。这真是大大走眼了。实际上,张维迎所持的“有限政府论”,在小可看来,才是“有为政府论”的腾讯分分彩官网。

  有为政府的重中之重,正在于新自由主义秘籍中所载,保障权利(尤其是产权)、捍卫契约、维护稳定(包括宏观经济稳定)、提供公共物品、促进社会公平。政府在这若干领域发挥积极的作用,才是有为政府的核心要义。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腾飞,真正的秘诀就在于市场力量从政府的捆绑中逐渐摆脱出来,市场机制在渐进的过程中缓慢发育成长。政府缩回在计划体制中练就的九阴白骨抓和阴寒无影腿,才是造就中国奇迹的阿弥陀佛。

  腾讯分分彩官网本身没有什么招数,看起来总让各位看官觉得不过瘾。但只有把有为政府的腾讯分分彩官网练好,好歹也要练到五层境界,至少要使体内的市场真气流转起来,政府再使出“不可或缺”的产业政策,才不至于像七伤拳那样,看起来威力无比,实际上自伤功力。正是在这一点上,小可对政治学界和社会学界对所谓“空想市场主义”的批判,不以为然。市场机制的真气,在中国经济体内刚开始游走,不要说任督二脉尚未打通,很多小小的穴位都能施加阻碍。市场真气远未到通体畅游的境界,何来“空想”呢?

  第三式,产业政策是否有用,这并不是一个伪命题。当然,探究这个问题,不能采用“三七开”或“二八开”的评论方式。从逻辑上讲,即便可以断定产业政策的案例少数成功、多数失败,也不能判定产业政策无用论。有用与否,需要对每一个貌似成功的案例,进行因果分析。无论采用定性还是定量的分析方法,都要将作为自变量的产业政策与作为因变量的产业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摘清楚。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经济学家喜欢称之为“内生性难题”,听起来奥妙且炫目,但这个问题对于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同样困苦。例如,产业政策在造就“东亚奇迹”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对这一问题,学界竟然也很难得出一个一清二楚的结论。前几日曾提及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研究。其中,在1997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和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研究部主管尤素福共同主编了《东亚奇迹的反思》一书,全书绝大多数章节引述了很多技术性研究成果,对产业政策的有用性持强烈怀疑的态度,但斯蒂格利茨在其总结性一章中,却对这些技术性研究成果加以质疑。

  另一个例子,2008年,在国际经济学会的一次圆桌会议中,哈佛大学东亚(或中国)经济学专家珀金斯声称,对于东亚产业政策可以做出的明确评论是,“我们无法了解这些决策是否是最完美的选择或者它们发挥的作用是否与市场力量自身可能实现的成就相当”,但它们“显然没有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物”。听这绕口令的口气,作为政府干预主义标杆的东亚产业政策,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好歹不是那么坏。真是谢天谢地。

  第四式,搞清楚产业政策是什么。投资界人士俞忠华撰文讨论产业政策之争,其中吐槽产业政策的拥簇们将产业政策弄成了一个大布袋,与质疑者们所质疑的“小锦囊”不是一回事。

  诚如斯言。例如,在有关新结构经济学的争论中,余永定曾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赶超阶段,产业政策不可或缺;当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越是接近发达国家,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余地就越小。这一判断接近前几日小可多次提到的“产业政府条件论”。对此,林毅夫反驳说,“今天的英、美、德、日发达国家在他们处于追赶比他们更发达的国家的阶段时无一例外地采用许多针对特定产业的政策措施去扶持国内的某些追赶产业的发展。

  事实上发达国家即使到今天也没有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他们还用专利保护、补助基础科研、政府采购、规定在一个时间内市场上只能使用某种技术、产品等措施来支持他们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那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不应该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看法,其实是要发展中国家自废武功”。

  很显然,这一回合真可谓刀剑空舞,两位侠客所谓的“产业政策”不是同一个东西。政府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和基础科研扶持,这并非产业政策,而是为了促进创新和科研的正外部性。这是新古典-新自由主义也认可的政府职能。顺便说,在国际学界,将产业政策、发展型政府或发展主义宽泛化的论述,也俯拾皆是,这些论述把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国防产业的发展、研究与发展等领域的积极施为,一股脑地都视为“产业政策”,从而为发展型政府无所不在论、无所不能论背书。

  第五式,“挑选赢家”之招早已用老。林毅夫产业政策之论的基础是其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其探索重点放在如何依据比较优势理论来甄别具有增长潜力的产业,把国际上通行的调侃性说法“挑选赢家”变成了堂堂正正的“挑选冠军”。但这一施政选择的有效性是大可怀疑的,小可前几日多次梳理了国际学界对“挑选赢家”的质疑。

  其实,中国很多学者都从政府信息是否充分以及政府激励如何恰当的角度质疑过林毅夫的“挑选冠军”之策。例如,余永定就指出,比较优势理论证明了国际分工的好处,但不能作为产业升级的指导理论,因为无论采用何种版本,比较优势理论基本上是一种静态理论,考虑的是在既定时刻要素禀赋结构既定的情况下经济结构的平衡问题。因此,就目前的中国而言,即便产业政策依然是必要的,但产业政策不应该是政府直接操作项目,遑论“挑选冠军”。对这一点,张曙光、韦森、田国强等国内经济学大咖们也多有论及,小可不再赘述了。

  实际上,2009年,在英国《发展政策评论》学刊的组织下,张夏准与林毅夫就产业政策是否应该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曾展开了一场辩论。张夏准是发展型政府以及产业政策坚定支持者,但他不认为“挑选赢家”的要领在于精通比较优势理论,因为依照比较优势理论,朴正熙领导下发展型政府就只能发展泡菜生产业,绝不会大力推进电子、汽车、造船和钢铁业;林毅夫也同意不能依照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来“挑选赢家”,但他最后的结论主要是既要基于既有比较优势又要超越既有要素禀赋的辩证之论。

  此外,发展经济学大咖罗德里克认可林毅夫的不可或缺轮,对新结构经济学高度重视产业政策积极作用的取向,曾给予大加赞扬,但他对林毅夫在甄别比较优势方面下苦功明确表示不解。在罗德里克看来,无论采取何种版本的比较优势理论,都无法为产业政策的施政提供任何指南。

  第六式,在有限有为政府论的基础上,政府在产业政策上的施政选择需要转型,从挑选赢家改为提供服务,帮助市场主体提升能力。产业发展,创新升级,最为关键之处在于知识开发、知识积累和知识传播,在这三个方面,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运作,无法达成社会最优,需要非市场机制加以协助。

  这里,有两点需要澄清:其一,非市场机制既包括行政机制,也包括社群机制。斯蒂格里茨等新凯恩斯主义者对于积极政府干预主义的热推,几乎完全忽略了社群机制的重要性。事实上,小可所评述的文献中,颇有一些将产业协会的积极有为,确认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之外对产业发展最为有利且有效的因素。这类文献别开生面,值得关注。

  其二,即便是发挥行政机制的积极作用,政府政策工具的选择,或者说产业政策最优施政模式的选择,至关重要。当然,如罗德里克所说,或许并不存在产业政策有效施政的最优模式,有效与否完全要看政策工具与约束条件的组合。

  因此,正如不少经济学家所说,产业政策是否必要是一个伪命题,真问题是产业政策的施政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方式才会有效。林张引发的产业政策之争,是否能将中国学界的努力引向真的问题,而不是陷入意识形态的口水战,这倒是各位看官继续瞩目的焦点。

  第七式,产业政策的治理至关重要。任何公共政策的施政是否有效,除了政策工具的选择之外,治理体制的良善与否,非常关键。政策决策、实施和评估环节,善治的体制要素离不开参与、公开、公正、透明。无论政策决策多么前瞻,无论政策工具多么优良,无论政策实施多么干脆,离开了善治,缺乏了独立第三方的专业评估和社会媒体的犀利监督,权力的诱惑绝对难免暗箱操作,其结果也绝对难免寻租腐败,最终进入岐山鹰眼的扫描范围。

  前几日已述,产业政策必要的理据在于市场失灵的存在,而在这里,市场失灵的根源在于产业发展的正外部性。可是,市场失灵的种类很多,产业政策的决策需要在微观(企业)和中观(行业)层次上精准识别市场失灵,实施需要精准选择市场失灵矫正工具,评估需要精准评价市场失灵矫正的效果。百分之百精准是不可能的,但要接近精准,需要良好的治理体制,其中通过社群机制的完善,将行业内外经济行动者的参与制度化,非常关键。与此同时,行政机制的改善,尤其是公共预算制度的改革,对产业政策的适时退出,至关重要。

  第八式,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相互融合。经济增长理论顶级大咖阿吉翁之论提示我们,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割裂开来,或视之为相互替代的关系,乃旧时之见。产业政策只有在竞争的环境中才能发挥其效力,那种将产业政策操作成某些关系户之提款机的行为,自然会鸡飞蛋打。

  当然,需要再次强调,要让产业政策施政于竞争环境,张维迎的众多市场化之见依然值得重视。只有练就市场机制的雄浑内功,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才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成就乾坤大挪移般的绝世武功。

  第九式,有为政府之道在于增强市场,而非驾驭市场,更不是取代市场。林毅夫提出,产业政策成功的药方在于政府是一种“因势利导型政府”,并非越俎代庖取代市场去决定一个经济体应该发展什么产业,而是和企业共同决定产业的发展方向。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立场。

  然而,立场归立场。新结构经济学的学问重心却是在“挑选赢家”和“提供服务”之间摇摆。一方面,林毅夫将主要的学术探索精力放在如何依据比较优势来“挑选赢家”;但另一方面,他也明确说明,“新结构经济学的总体观点是,在产业多样化和升级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应该限制在为新产业提供信息,协调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间的相关投资,为先驱企业的信息外部性提供补偿,以及通过孵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鼓励产业集群培育新产业。国家同样也需要改善软、硬件基础设施来降低个体企业的交易成本,加快经济的产业发展过程”。

  在这一点上,小可窃以为,如若林教授能成为美国杜鲁门总统所期待的“一只手经济学家”,放下前一只“手”,举起后一只“手”,于理论建设于国计民生都有利。

  如上九式招数,意味着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临终前提出的“市场增强型政府”的想法,或者青木昌彦等提出的“市场增进型政府”的概念,必须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找到了新的理论基础。这意味着,政府干预是否必要的问题其实并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如何干预,或者说政府干预能否以顺应市场机制甚至强化市场机制而不是破坏、扭曲甚至取代市场机制的方式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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